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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氏虽回佛向易，却完全没有接受气论，而是更欣赏心学的《己易》之类。

从新的文本观念及对出土简帛古本和通行本的具体认识来看，笔者认为，研究老子思想应当坚持三个原则: 第一，应当以汉简本 (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本) 为主要文本依据，同时参考郭店本、帛书本和通行本; 第二，应当以原子分章为依据来理解 《老子》思想和引用其文本; 第三，应当全面检讨和反省通行本《老子》及王弼注和河上公注。或者说，鉴于王弼本和河上公本的变乱和讹误之处众多，同时鉴于出土简帛本更近古、更近真和更优质，笔者主张，今后我们研究老子思想即应当放弃通行本( 王弼本或河上公本) ，而直接采用出土简本四古本。

所以以五千余言的 《老子》本，即以帛书本、汉简本或通行本来研究 老子思想，这是基于一种长期约定的假设，即老子思想必须通过 《老子》文本，且只有通过五千余言的《老子》文本，才可以得到完全反映。在简帛四古本发现之前，人们对于此一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无非是顺着时代大势或基于自己立场作出选择和判断，一般以王弼本为据，或者以河上公本为据。具体说来，笔者主张，今人阅读、理解和引用 《老子》文本都应当以汉简本为基础，同时结合郭店本、帛书两本和两种通行本作出综合判断。但现在看来，这个假定未必真实，至少不是完全真实的，因为原始的《老子》文本到底有多少字句，除了 相信 之外，我们似乎缺乏真凭实据。相对地，研究《老子》思想，征引《老子》文本，若仍想以通行本为据，那么我们应当依据出土简帛四古本对其作一番严格的检讨和审查。

这个本子大概是从郭店本通往汉初帛书甲本的一个中介。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应当改变，也必须改变。如此规定，也是元代学者、政治家对于宋代以来学术思想发展新态势的自然回应，并且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元代学术融合汉宋的学术品格。

不仅仅因为元末以来北方战乱导致北方文化趋于衰微，钱穆先生认为，安史之乱作为一个重要的关捩，自唐代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49]。四库馆臣谈到永乐年间编纂的《四书大全》时也曾感慨：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明史·选举志三》即载：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澔《集说》[38]。

由此说来，明初科举尚具备较高的学术品质，与永乐以后高头讲章盛行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二十年（1387），上以北方学校无名师，生徒废学，命吏部迁南方学官之有学行者教之，增广生员，不拘额数，复其家。

[31] 自此，科举考试成为有明一代最主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再未中断，而荐举渐轻，久且废不用矣[32]。简言之，四书义、五经义首要地位不断更替的现象背后，实质可以表明：至少在元代以至明初，四书在科举领域还未取得如后世般稳固的统治地位。南北榜 谈到明朝初年的学术与政治时，钱穆先生有这样一个断语： 明朝人得了天下以后，当然不肯照元朝人的，他们要推翻元朝人的一切。同样是在洪武四年颁定的南北更调之制，正是基于这点推行的。

洪武三年（1370），立国不久的朱元璋正式向天下颁布诏书，规定开科取士，试‘五经‘四书义，举刘崧经明行修，召见奉天殿[7]，这是有明一代科举史的开端。[17]张廷玉等：《选举志二》，《明史》卷七十，第1696页。这就是说，在当时情况下实行科举，合格者多为南人，所以就连免除会试的变通方式也不用了，下决心一下子废止了科举。就学术而言，起初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47]，正是有了江汉赵复等南儒的北传理学，才形成了北方的理学风气。

[56] 这次的南北榜事件，更多地被认为是一场冤案，因为当时南北两地在经学水平上的差距实在太大。十九年（1386），复赐北方郡县学校‘五经‘四书。

从统治者的角度讲，归于务本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的实用主义考量当然可以理解。这两点，均表明了四书以及朱子地位在明代科举领域的提高。

今各处科举宜暂停罢，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庶几天下学者知所向方，而士习归于务本。[54]檀上宽：《明王朝成立期的轨迹——洪武朝的疑狱事件与京师问题》，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第339—340页。当年元朝在建立的过程中，就存在一个突出的南北问题。无论是太祖颁行由他亲自写定的刑典《大诰》，还是令刘三吾删削《孟子》而成《孟子节文》，抑或是以行政命令罢废仅行三年的科举，都体现出皇权对于学术的强力干涉——虽然如此作为亦是其政治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经学发展毕竟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畸形。至于经纶抚治，则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比如洪武十三年（1380）冬十月辛酉，敕吏部尚书阮畯等曰：‘比遣使遍谕有司各举才能，以备任使。

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虽然朱元璋政权属于南人政权，手下诸多大臣也更多关注其所处南地之地方利益，但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讲，却应当立足整个王朝政治，放眼天下。

他是从政治出发的，从大一统国家的前提出发的，而不是单纯从考卷的优劣出发的。倘若再进一步考察三部《大全》的文献来源，可以发现相对于元代和明初来讲，永乐年间科举考试中士子们的倾力重点，又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移。

守成之时，讲武以威天下。[13]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75、172页。

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固然也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从南北政治学术的角度考察，太祖或许有更为深远的考量。[3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02页。二是此次程式明确规定了‘四书义，主朱子《集注》，增添朱子《四书集注》作为试四书的基本依据，更接近元代皇庆年间对科举程式的规定。在至元元年中书省参知政事许有壬与丞相伯颜关于科举罢废的激烈争辩中，更多地体现出在如何看待选举制度及儒家品质方面观念上的冲突[11]。

[35]因此于此时恢复科举，便也是水到渠成。而不废古注疏的意义，至少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可以使‘学者读经有沉潜自得之实，二是可以‘一洗宋末反覆虚演文妖经贼之弊，三是可以‘俾经术、理学、举业合一。

如前所述，朱元璋在明代开国之前身为吴国公吴王时，就意识到人才选拔的重要性，比如他曾多次下达荐贤令。科举复兴，朝廷对考试程式作出了调整。

当然，此时的朱元璋仅是吴王，明朝尚未立国。[40]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八，栾保群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55页。

先是在洪武五年（1372）罢孟子配享[27]，虽然逾年便又恢复，却又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再次议罢其配享，更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洪武十七年作为定式的科考文本依据，四书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本，五经以程朱一派之传注为本，同时不废古注疏。次年（1415）九月，《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三部《大全》编修完成，成祖不惟将三部《大全》颁行学校，还将其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依据，这便与太祖时推行科考的文本依据有了差异。正缘于此，太祖认为科举制度无法均衡地选拔人才，不利于政权的稳固，故而决定废除。

经义则从五经中出题，依据的书籍亦以程朱一派注疏为主。可见朱元璋对于人才、对于选举的重视。

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事件，其实质是太祖为平衡南北发展做出的重大努力，也是对北方因元朝统治和长期战乱导致经学荒芜的一种修复。何怀宏先生依据乾隆年间所修《大清会典则例》卷六十九国家设科取士，首重在‘四书文，盖以《六经》精微尽于四子书一语，认为：这并不只是朝廷的一纸诏令，也是士人中一种相当广泛持久的共识。

考卷照旧例弥封，考官并不能知道考生是南人是北人。明初的科举兴废过程，体现出学术与皇权之间的深刻张力，也体现出科举作为一项国家重要制度的政治特征。